讯问笔录具体操作规程四则/鲍继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3:50:22 浏览: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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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笔者就其在修改后与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做以下梳理。
厘清讯问、传唤和拘传的关系
讯问，是侦查人员为了核查犯罪事实和收集证据，发现新的犯罪线索，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真相，依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一种侦查行为，而非强制措施。
传唤和拘传是讯问的前提，讯问是传唤和拘传的结果，传唤是被传唤人在自愿配合下进行，非强制措施，被传唤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证人以及被害人。拘传是强制措施，针对犯罪嫌疑人，对抗拒拘传的，可以使用械具，强制到案。
讯问笔录制作要规范
讯问笔录的抬头应当以省级检察机关为名，以体现其严肃性。如:抬头应写明重庆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而非某某区人民检察院。
此外，还应做到名称规范，冠名为“讯问笔录”，而不需要写明“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因为讯问笔录专指讯问犯罪嫌疑人，只有询问笔录不仅指询问证人，也包括询问被害人。
在讯问笔录首部中，应当增加录制人一栏。高检院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因此，讯问人员与录制人员要分离。
询问证人需要录音录像的，应当事先征得证人同意;在被讯问人年龄一栏，最好以出生年月代替，身份证号码也应该在此写明，以便核实其基本身份和家庭成员信息;如果是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口头传唤的，提行首先写明到案经过;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其家属在场的，应当当场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口头告知其家属，并在讯问笔录中再提行注明。其家属不在场的，侦查人员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无法通知的，也应当注明。
办案中，侦查人员应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办案的实际需要，以12小时内通知家属比较符合情理，12小时以后还需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
讯问笔录应包括四项内容
(一)告知法律规定的程序内容。如:“我们是某某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我的名字叫某某，他的名字叫某某(出示工作证件)，录制人的名字叫某某，因你涉嫌某某罪，依法对你进行讯问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请你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不得隐瞒或故意捏造事实，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权拒绝回答。”以上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告知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只能是检察人员，即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或临聘人员不在此列，且不得少于二人。
(二)告知回避权内容。依照修改后刑诉法第28条、第29条规定，检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5.接受过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请客送礼的。被讯问人及其辩护人有权要求检察人员回避。回避权告知后，应当问清楚被讯问人是否申请回避，并说明理由。
(三)告知辩护权内容。如:“你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律师辩护，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并问清是否委托律师为其辩护，如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检察人员应当告知其要求并及时转达给律师协会或法律援助中心。
(四)要查明的其他内容。被讯问人的身份情况、家庭情况、工作简历以及是否属于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纪律处分等。以上告知程序履行完毕后，向其提问时，应当首先讯问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再继续提问。
在办案过程中，有部分检察机关未告知回避权和辩护权内容，或者讯问完后告知，这种行为属于程序违法，证据可能被排除。
讯问笔录尾部应当有各方签名
在讯问笔录的尾部，依照规则第199条的规定，由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并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同时签名、盖章、捺指印并注明日期。如拒签，应注明理由。最后由检察人员和录制人在笔录上签名。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
合同性质的认定
——河南郑州中院判决乔福玉诉滨湖福利中心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仅从合同的标题和内容不足以清晰界定，还需从具体的案情综合判断。
案情
2007年5月23日，原告乔福玉与被告荥阳市滨湖花园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简称滨湖福利中心）就原告为被告拉土方款进行结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226144元，被告用一台装载机（原价24.5万元）抵偿给原告，原告当日给付被告车款8800元并将该装载机开走。约定余下1万元车款待被告向原告交付装载机发票时原告再行支付，同时注明：如果装载机购车手续出现经济纠纷，由被告负责。2008年3月下旬，张庆华持该车的租赁合同、合格证等相关手续，声称是该车车主，将装载机开走。
另查明，2007年3月22日，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晋工公司)驻郑州办事处负责人张庆华与樊天才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樊天才向晋工公司租赁ZL50D装载机一台，装载机价款24.5万元，租期6个月，每月租金4万元，租赁期间装载机的所有权属于晋工公司，樊天才不得有将装载机销售、转租、抵押或其他任何侵犯晋工公司所有权的行为。同日，樊天才出具委托收回车辆拍卖授权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07年3月22日在贵公司分期购买ZL50D工程机械车辆一台，车辆总价值24.5万，其中首付5万元，余款19.5万元，期限六个月。余款将于10月22日前还清，若到期未还清欠款，则委托贵公司依法收回该车辆并拍卖该车辆。”樊天才交付5万元保证金后接收该装载机，后以该装载机抵购房款将车交给被告。樊天才自接收装载机后，共向晋工公司支付7万余元车款。
裁判
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9日作出判决，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7月25日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作出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荥阳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了以物抵偿协议，装载机虽已实际交付，但被告在协议上注明：如果装载机购车手续出现经济纠纷，由被告负责，是被告对该协议不能履行的法律后果的承诺。被告用以抵债的装载机被权利人张庆华收回，证明被告并未取得所有权，被告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故双方所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应认定无效，被告对原告所负债务仍应当予以清偿。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拉土方款226144元；被告返还原告所给付的现金8800元。
被告不服，又提起上诉。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关于合同纠纷的性质确定
本案第三人张庆华与第三人樊天才之间签订的合同系何种法律关系，关乎该装载机的所有权是否转移给樊天才，并进一步转移给被告。从樊天才与张庆华签订的合同看，标题和内容均显示为租赁，但从樊天才出具的还款协议和欠条看，说明是买卖关系。根据法庭质证认定的证据能够确定，装载机的所有权在六个月内樊天才未全额支付价款前不发生改变，即张庆华对装载机保留所有权，故樊天才与张庆华就装载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关系。樊天才仅向张庆华交付7万元，尚未取得装载机的所有权，因此，樊天才无权处置该装载机给被告，其无权处分行为未得到权利人的追认，被告以该装载机抵拉土方款的行为无效。
2.被告是否善意取得装载机
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以所有权的移转为目的，转让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在适用善意取得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其构成要件来进行认定。
本案中，第三人樊天才无权处分可构成本案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但被告在受让装载机时，未尽合理审查装载机的合格证、发票等相关凭证的义务，存在过错，不构成善意取得的主观心态。被告没有办理装载机登记手续，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要求。被告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又将装载机抵偿给原告，被告应承担无权处分的法律责任。
本案案号：（2011）荥民二初字第29号，（2011）郑民四终字第1166号，（2011）荥民二初字第288号，（2012）郑民四终字第2181号
案例编写人：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 李逊仙 禹 爽 谢万兵
论国际私法是对外国法的限制与适用的对立统一——以国家利益为视角
尹振国
摘要
国际私法就是在适用与限制外国法的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限制和适用外国法的对立统一。在分析适用外国法制度的基础上，揭示国际私法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国家利益，各个国家无论是限制还是适用外国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结合起来。
关键词：限制；适用；国家利益；外国法；国际私法
所有法律都会表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判断（value judgments），也就是对社会中的特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看法。[1] 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它主要调整国际私法关系。但是国际私法对私法关系的调整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即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从国际私法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国际私法涉及到外国法的适用，但是国际私法对外国法的适用和承认同样受制于一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私法是对外国法的限制和适用的对立统一。
一、国际私法的起源
在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及主权国家产生以前，正像沃尔夫所指出，西塞罗所处的罗马时代，他们认为，“除了我们的市民法外，所有其他的市民法是怎样的粗制滥造和几乎达到可笑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拒绝采用外国诉讼人本国’的特定法律，显然这是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也许要造成法律的退化。”[2] 自12世纪以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在欧洲形成了许多城邦国家，各城邦国家除继续适用罗马法以外，还制定了许多城邦法则，城邦之间的法则各异。此时欧洲地中海诸国，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如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萨等城邦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十分发达，产生了大量的民商事交往。当时的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他主张把法则按不同的顺序分为三种：即关于人的法则、物的法则、关于行为的法则；进而指出：住所地法为人的法则；物之所在地为物的法则，行为地法为行为法则。不同性质的法则调整不同类型的涉外民商事关系，他指出：用住所地法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方面的法律冲突，用物之所在地法来调整不动产物权方面的法律冲突；用行为地法来调整行为方式方面的法律冲突。他首次提出了法则的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的问题。他反对严格的属地主义的法律适用原则，主张内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适用有关的外国法律，这就是最早的国际私法理论。[3] 沃尔夫曾深刻地指出，冲突法“在中世纪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产生时，人们曾经认为它是超国家的法律；那时佛罗伦萨、波罗尼亚和摩德纳没有个别的国际私法体系，它们有着同一法律，这个法律是所有的城邦所共有的，而且出自同一的渊源。”[4]
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一是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国际私法本身更加完善。除了原有的冲突规范外，产生了大量的实体规范。在实体规范中有统一实体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也有各国的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专门的实体法。二是，统一实体法的产生的发展有的已经从国际私法之中分离出去形成了很多部门法。如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
从国际私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国家私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内驱力的。在国际私法产生以前，在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之时，要一国的统治者或法院去承认并适用与自己的规定不同的外国法是很难想象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到了今天，在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时，如果认为还有完全拒绝承认和适用外国民商法的国家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是对外国法的限制与适用的历史，是不同集团（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城邦等）利益博弈的历史，是一部法律价值协调史。国际经济利益成为主权者制定国际私法的主要考虑因素。由于人类社会还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各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不可能完全一样，有时候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为了在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中减少成本，各国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制定了国际民商事交易规则。这种妥协在客观上减少了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对抗和冲突。
二、国际私法的几种典型学说分析
1、胡伯(huber)的“三原则”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工商业经济在西欧日益强大,特别是当荷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荷兰共和国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经济,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同时要求其利益在法律上能够得到保障和摆脱封建的割据状态、绝对属地主义的束缚。在此背景下，胡伯提出了“三原则”说：(1)任何主权者的法律必须在其境内行使并约束其臣民,但在境外则无效;(2)凡居住在境内的人,包括常住的与临时的,都可视为主权者的臣民;(3)每一国家的法律只在其本国领域内有效,但根据礼让,行使主权权力者也应让其在自己境内保持其效力,只要这样作不损害本国家的主权和臣民的利益。他的这种主张提出了国际私法的一项重大原则,就是承认或者不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适用或者不适用外国法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主权考虑、取决于国家利益。
2、意大利孟西尼的国籍法说
意大利的孟西尼于1851年在都灵大学发表了题为《国籍乃国际法的基础》的著名演说,把民族权力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了法律适用上的国籍法学说。他主张应给予国籍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并作为国际法的基础,每个人都应适用其本民族的法律.其学说可以概括为三项原则：第一,国籍原则,即人的身份能力,亲属关系和继承关系等应适用当事人的国籍国法；第二,属地主权原则,即以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法律,应当适用于居住在该国境内的一切人；第三,意思自治原则,即物权,债权等财产法律关系,可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这样，他确立了国籍原则、国家主权原则、自由原则，法律的选择适用正是在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时，他也指出，某些法律既可以适用于外国人，又可以适用于本国人，不过，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公共秩序。
3、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Governmental Interests Analysis)”
1963年,柯里(Brainerd Currie, 1912-1965年)教授在他出版的《冲突法论文集》一书中提出了“政府利益分析说”。他认为，在冲突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有政府利益。所以,在审理涉外案件时,如果只有一个国家有合法利益,就应适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两个国家有合法利益,而其中一国为法院地国时,则无论如何应适用法院地法,即使外国的利益大于法院地国的利益；如果两个外国有合法利益,而法院地国家为无利益的第三国时,则可以适用法院地法,也可以适用法院依自由裁量认为应适用的法律。十分明显,柯里是赞成尽可能适用法院地法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法院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案件中有“合理的利益”，从而排除外国法的适用，那么冲突法就不起作用了。.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英国学者莫里斯曾指出:柯里“试图抛开法律选择规范的做法,就像要抛出一个自动飞回的飞镖”。[5]
三、国际私法的基点——国家利益
法律往往表现是维护和实现利益的工具，法律以权利义务为机制来协调和分配利益。法律和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利益的需求和分配，法律就不存在了。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利益，其手段是通过报偿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会的手段，具体办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贸易。[6]从本质上来说，有关国际民商事的法律只不过是维护和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来到地球之后，要吃穿住行用，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活需求，于是出现了利益的问题。 “利益”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与人或事有关的，有影响的，重要的”。[7]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自爱心”、“自利心”是人的自然本性，是造成历史动乱变迁的根源；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中的唯一、普遍起作用的因素，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社会中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各式各样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的冲突。因此，爱尔维修把利益制约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规律。于是有了“河水不能倒流，人不能逆着利益的浪头走”的名言。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我国一些学者赋予给“国家利益”的定义：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还有人更进一步表述为：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开放的国际关系的竞争中认定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8]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包含着三个要素：即国家主权、不干涉和国家的忠诚。
国家主权原则，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原则对内表现为国际立法对其境内的一切人、物和行为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理的最高权力。主权原则对外表现为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独立、平等，不受他国的非法干涉，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者之间无裁判权”。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产生的基础。正是在有关国家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下，才有了各国的民事、经济交往。才有了内国法在适当的时候承认和适用外国法，也有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承认和执行外国法的判决。这一切的产生、发展都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前提的。在一个政府主权或者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权。无权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民商事案件，就没有国际私法。[9]
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基础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他国的资源、技术，涉外经济交往中的当事人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从国际私法的起源来看，国际私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需要而产生的。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围绕市场和资源等经济权益的斗争日益激烈，一国的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而且，由于国际旧的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占优势的经济实力制定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并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规则。这样，它们就可以从对其有利的贸易条件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全球经济交往与合作中有效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主权就成为各国的重要课题。
四、外国法适用制度的分析
关于国际私法性质，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两说，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更应归于国内法的范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其一，国际私法的立法与运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其二，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仍将是国内法，而有关的国际条约一般只约束缔约国，至今并不存在约束所有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而在一些国际条约中，国家可以对某些条款作出保留或者借口“公共秩序”拒绝适用；其三，在国际私法的适用和有关法律制度设计上，各国往往在尽可能运用本国法的情况下，适当的情况下准予适用外国法。
以下着重论述外国法适用的有关制度：
1、识别（qualification/classification）
识别是依据一定的法律概念，对待决条件的事实情况或有关问题进行定性和分类，把它归入独立的法律范畴 从而援用那一条件冲突规范的认识过程。识别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法院地与有关外国法律对同一事实构成作出了不同的分类，采用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进行识别就会导致使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和不同的准据法的结果。[10]除了所有权的性质依据物之所在地法这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外，“不能说是将法院已经指定了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法制议论，它们从判决在依据法院地法识别和依据准据法识别两个极端之间变动”。识别问题不能用一条准则规定下来，应留待法官自由裁量。[11]从国际私法的实践来看，各国法院都普遍依法院地法对案件的事实或问题进行识别。
2、反致（renvoi）
1841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关于反致的案例，即科利尔诉里瓦茨案（colierv.rivaz）在该案中，法院需考虑一个英国国民所立的遗嘱及其6个附件是否有效。对是否采用反致制度，存在着争论：赞成反致者认为，在本国法院按其冲突规范的指定适用外国法时，如果采用反致制度，就可排除依本国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的外国法，使本不适用的本国法得以适用，从而扩大了本国法的适用范围，采用反致符合国家主权原则；反对者认为，通过反致一味地为了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而排除本该适用的外国法，有悖于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这种争论的实质是维护本国主权抑或尊重他国主权。
3、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公共秩序保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秩序保留”可以排除依国内法或国际私法条约中冲突规范的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的效力及拒绝承认依外国法产生的限制，也包括对内国法肯定的一面，即本国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因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基本政策和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而必须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予以适用，无须经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
首先以法律形式明确公共秩序制度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其第 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别的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如果当事人选择外国法违反法国的公共秩序则不适用。”
公共秩序的含义颇富弹性，诸如公共政策、法律秩序、善良风俗、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等均可称为公共秩序。[12]公共秩序本身是一个含糊的感念，我们不可能要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不相同的各个国家对公共秩序有一个共同的理解。[13]尽管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公共秩序有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但其本质是一国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或该社会的根本利益。[14]
2、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
法律规避是在涉外民商事领域中当事人为了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从而适用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的行为。在国际私法史上，法律规避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的是在1878年的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莱蒙婚姻案作出的判决。法国法院认为，鲍富莱蒙夫人取得德国国籍的动机虽然是为了规避法国法律不允许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了法律规避，法院判决鲍富莱蒙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无效。[15]
各国对法律规避进行规定的目的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损害国家利益。
3、外国法的查明（ascer rainment of foreign law）
外国法的查明基于“法官应知法律(jura novit lurita)”的古老谚语。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各国法律众多而且规定不同，实际上法官不可能熟知所有的法律，所以存在外国法的查明问题。对于“外国法”是法律事实还是法律本身问题存在着争议。国际私法实践中，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定应适用的外国法时，无法查明外国法的解决办法，一般以内国法取代、适用外国法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
五、国际私法的未来
20世纪50年代，国际私法出现国际统一趋势。195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为常设国际组织，“私法统一协会”等全球性的国际私法统一化组织也建立起来了。联合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工作，先后在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国际票据和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制定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也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为国际私法的统一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法律的差异，所谓的统一只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进程注定是缓慢和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