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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


———也谈国家赔偿法之不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一

记得1994年国家赔偿法出台的时候，引来了全社会广泛的赞誉———这一下可好了，今后，国家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也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然而，五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效果怎样呢？很遗憾，根据不少媒体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冤屈的公民要获得应有的赔偿仍然是难乎其难的事情。一些因冤案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个案，最后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赔偿。不但不能弥合受害人原有的创伤，反而更是伤口上撒盐，杯水车薪般的赔偿让人在伤害之外又添加羞辱。

　 不仅如此，能够得到赔偿的还是极少数。更多的人还在为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而奔走呼号。近年来，因为在电视的法律栏目上露过几次面，在报章上发表了一些涉及司法公正的文章，我的邮箱里便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诉冤信，甚至在办公室里也经常接待那些到北京上访的人士。他们的遭遇每每令我拍案而起。但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初衷极好的立法竟然变成了画饼充饥的“样子货”？

　 二

　 从较浅的层面上说，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由有关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缺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致。但是，深一层看，所谓国家赔偿总涉及到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哲学观会对于由国家行为导致公民权利损害的结果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政治哲学使得国家不过是家庭或家族的放大。皇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政治官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体系乃是民之父母。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常独特的形态。对待子民，国家（皇帝及其官吏）应当如父母，如保姆，教化他们，爱护他们，惩戒他们。作为子民，则自始便不具有与国家平等交涉的权利能力，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居于劣势。国家当然也可能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出现错误，甚至陷入“邦无道”的状态。对此，我们的古典思想家们提出的方案趋向两极，通常要求君主要体察民情，对行为不当的官吏给予应有的惩罚；圣旨降下，恶官砍头，朝廷英明伟大，皇帝浩荡，万岁万万岁，哪里还有国家赔偿这一说！但是，如果问题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思想家们便不是希望革命，便是建议逃走。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也。同样没有国家赔偿问题。

　 要之，国家赔偿要在特定的国家、公民关系下才可能出现。按照近代盛行的社会契约学说，国家是因为人们为解决没有国家时的困难而产生的。每个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为的是大家能够过上更有秩序和更自由的生活。政府的行为须受到作为民意体现的法律的约束，甚至民高于国。从法理上说，政府是受委托者，一旦它的行为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伤害，则应当作出应有的赔偿。

　 三

　 当然，对国家哲学或对现代政府背后的理念的认知非一朝一夕之功。就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看，要尽可能有效地解决国家赔偿法“口惠而实不至”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能够独立地审查政府行为并独立地判处赔偿的机制。实际上，用不着另起炉灶，我们有现成的法院系统。现在的问题在于，各级法院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什么因素使得法院难以独立？很简单，法院在财政、人事等方面都严重地依赖各级政府。俗话说得好：“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你戴着我给你的乌纱，捧着我给你的饭碗，却吃里扒外，我政府有点过错，你不维护我的威信，反而判我赔偿，有你的好果子吃么？

　 司法机关本身的问题又怎么办？的确，目前司法机关给公民造成冤屈而不及时和合理地赔偿的情况也不少见。这种情况的改变涉及到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例如，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以增进司法的公正，弱化现行管理制度中的行政化倾向以明确司法决策的责任与荣誉，理顺上下级法院机制以增强上诉审的纠错功能，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成分以避免暗箱操作，等等，都将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减少司法冤屈。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正赋予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审查权力，法院将一方面独立地判断每一起纠纷，将正义送给每一个人，另一方面，法院也在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司法水平。摄影本报记者居扬

　


【要点提示】
公有住房依照国务院房改政策，由承租人回购后，因家庭成员之争，产权人诉求同住人腾房，有的法院以物权法为裁判依据，支持产权人的诉求，有的法院以宪法性原则及民法通则第五条、合同法第八条等总则性条款为裁判前提，驳回产权人的诉讼请求。由于缺乏统一的裁判依据，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如何研判此类案件的司法审判思路，长期代理公房纠纷的律师通过细辩法理，从法律基本原则的高度给出答案。
【基本案情】
上诉人刘某某与被上诉人潘某某系家庭亲属关系，潘某某是刘某某的继母，2011年刘父去世后，潘某某起诉要求刘某某腾房，2012年4月15日，北京某区法院以1044号民事判决，判令刘某一家人腾房，其中还有刘某未成年的女儿，一审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为裁判依据，认为刘某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刘某以该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裁判结果违背宪法基本原则为由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第10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法理析辩】
一、原审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关于“未提交充分证据”的裁理错误：
讼争房屋最初系上诉人刘某某父亲单位分配的公有住房，上诉人刘某某1990年居住诉争房屋，刘某某的女儿一出生就住在上述房屋内，一家人持续居住至今，对上述房屋享有居住权。上诉人的户籍在此房，在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不具备腾房条件。
涉案房屋房改时，上诉人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但上诉人享有法定权利，原审以“未提交充分证据”为由判决腾房，违背宪法基本原则。（2012）民初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遗漏上述重要事实、裁判结果违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规定，应予撤销改判，上诉人及未成年女儿对中关村房屋享有法定居住权，被上诉人的腾房主张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价值理念判断欠妥：
上诉人刘某某系公有住房的合法居住人，上诉人刘某某的女儿系未成年女儿，由刘某某抚养并监护，原审裁判未成年人搬出监护人的房屋，冒天下之大不韪，居住权是保障家人基本生存需要，原审判决结果无视社会效果，原审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为裁判性依据否决上诉人的居住权抗辩，明显有违审判思路，隐含支持所有权人的腾房主张，这是极为错误的，违背“以人为本”的基本司法底限及保障人权的宪法根本原则。
长期居住取得共居人资格：上诉人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1999年房改时被上诉人取得所有权，但上诉人承担管理维护的基本义务。此房系上诉人刘某某父亲的单位分配的公有住房，依据《北京市公房管理规定》，上诉人是与公房承租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系合法共居住人。
2、公有住房性质上是国家分配的一种福利：公正妥善的裁处房改房产权人与共居人之间的争议，必须以国务院房改配套政策为大前提，《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十八）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足见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独有的权利。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
房改目的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决定》规定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解决住房困难，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减轻社会负担，房改房一般住用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同等条件下，原售房单位有优先购买权、租用权，原售房单位已撤销的，当地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有优先购买权、租用权。
原审机械地以“谁取得产权谁就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撵走非产权人”的思维极其错误，与国务院房改政府及保障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若干规定相背离。《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28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的规定得到断定。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辩称房证写谁名字，谁就有权让他人腾房，这样的说法于法有悖，原审坚持的裁判思路及价值判断错误，应予纠正。
3、北京高院对享有居住权的人不得判令腾房有明确的司法批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2003年9月2日）。你庭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本案中，刘毅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王立红、刘鸿宇作为刘毅的配偶和子女与刘毅同住，亦属该房屋的共居人，刘士奎无权要求刘毅等腾房。故对刘士奎请求刘毅腾房和补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可不予支持。
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请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诉人对现行居住的房屋享有居住权，被上诉人无权要求腾房。
4、同案应当得到同判：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段巍户籍一直登记在讼争房屋所在的19号，其经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讼争之房，此后长期在内居住生活，与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关系，对该房应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故判决段巍对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数第二间享有合法居住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00888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谢考进不服，持原诉请求及理由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
类案的客观事实表明，诉争房由公房转为产权房，被上诉人以较小的对价取得房屋产权，共同居住人刘某某、刘某某的女儿、刘某某家人不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没有明确放弃居住权，不能因此排斥上诉人及未成年女儿在房屋内的居住权。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刘某某、刘某某的女儿、刘某某家人的居住权应受法律确认和保护，被上诉人不让上诉人居住房屋，事实上剥夺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审判结果尤其是民事裁判的形成，法律效果并不只是唯一决定因素，民事诉讼以解决纠纷，妥当地实践定分止争、保障权益为目的，在个案中社会效果不能忽略，我们不能直视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无动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导下对此种形势推波逐澜。
三、原审裁判违背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
在处理房改房权属纠纷案件中，同住人口是否对房屋具有共同居住的权利，破解这一难题主要看家庭成员关系、是否有腾房条件、共居时间长短等情况。被上诉人在取得公房时，除承租代表人外，同住人口作为分房时确定面积等因素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其他同住人口交纳了房改款的，即使房屋产权证上未明确记载该同住人口为共有人，也可构成共有或共居关系，涉案房屋由上诉人出资购买，房证虽然写成被上诉人，但上诉人享有合法居住权。
“审判实践中房改后的产权人起诉原共同承租人腾房的情况较多，法院裁判时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解后，如原告坚持要求被告腾房，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摘自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2月22日见报）”。转载请注明出处著作权人。

好律师张生贵 13240422999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