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临街标牌和灯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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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印发实施《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交〔2008〕831号

市维管处，各区、县级市交通局，市道协：

　　《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业经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同意发布实施。为保障管理办法的实施效果和实施过程的平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理办法从2009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从本文发布之日到实施日为过渡期。

　　二、过渡期内分为几个阶段开展以下工作

　　(一)宣传贯彻阶段。2008年10月至11月，市交委科技处将会同市维管处组织各区县交通局、市道协和各机动车驾驶培训单位，集中学习管理办法，出台管理办法的相关解释。

　　(二)培训和规范阶段。2008年11月至12月，市交委科技处和市维管处将组织各区县交通局，规范办事程序和规范文书，制作教练车牌和教练车证，建立相关的管理和发放流程，培训各区、县级市交通局驾培业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三)企业规范阶段。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市道协修改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出台建设综合性教练场和辅助性教练场的规范，规定技术审查程序和建立专家库;组织各驾培企业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设置和配备教学车辆、教学场地和教学人员。

　　(四)检查落实阶段。2009年1月至2月，市交委组织各相关单位，交叉检查和学习。

　　三、从2009年3月1日开始，市交委将组织专项检查和行政执法，规范机动车驾驶培训市场。

　　四、请相关单位收到通知后，先行组织学习。

　　特此通知。

　　附件：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
二○○八年十月五日

　　(联系人：董志国，电话：83125883)

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活动，保障机动车驾驶培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机动车(拖拉机除外)驾驶培训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和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以下简称教练员)、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以下简称学员)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是指以培训学员的机动车驾驶能力、相关理论知识或者以培训道路运输驾驶人员的从业能力为教学任务，为社会公众有偿提供驾驶培训服务的活动，包括对初学机动车驾驶人员、增加准驾车型的驾驶人员和道路运输驾驶人员所进行的驾驶培训、继续教育以及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场经营等业务。

　　专门为提高已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人员驾驶技术而提供有偿陪驾服务的行为属于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各区、县级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工作。

　　市和各区、县级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代表、行业自律、行业服务和行业协调的作用，规范培训机构的经营活动，维护机动车驾驶培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五条　经营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应当具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部2006年第2号令)和《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　件》(JT/T433)规定的条　件，取得交通行政许可后方可从事。

　　申请许可的材料应当符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部2006年第2号令)第十三条　的规定。

　　第六条　教练车、教练员和教练场之间应当符合规定的比例关系，培训机构增加教练车的，应相应增加教学人员和教学场地;减少教练车的，减少后的教练车总数不得少于经营资质要求的最低车辆数。该比例关系为：

　　(一)理论教练员数量不小于教学车辆总数的10%;

　　(二)每种车型所配备的驾驶操作教练员数量不少于该种车型教练车总数的110%;

　　(三)培训机构每辆教练车平均使用的教练场场地面积须满足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和大型货车不少于750平方米，中型客车不少于500平方米，通用货车半挂车(牵引车)和小型汽车不少于400平方米，摩托车不少于40平方米;

　　(四)培训机构每辆教练车平均使用的教练场场内道路须满足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和大型货车不少于17．4米，通用货车半挂车(牵引车)不少于18．6米，中型客车不少于16．74米，小型汽车不少于16米。

　　(五)培训机构在综合训练场之外增加辅助性教练场地的，教练场平场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训练项目不少于五个，其中三个基础项目须包含桩训(蝴蝶桩)和任选连续障碍、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单边桥、直角转弯中的两项。

　　第七条　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的，向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未设立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的，向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跨两个以上区、县级市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的，向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第八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的申请经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受理、核实、技术审验并决定准予许可后，由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并按申请的教练车数量发放教练车车牌。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机构的技术条　件审验工作，掌握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应用情况，统筹指导全市机动车教练场的规划布局。

　　第九条　培训机构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主动向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核实后，按照许可程序调整许可事项内容。

　　培训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事项的，应当向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

　　培训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在终止经营前三十日向原作出许可决定的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办理行政许可注销和备案注销手续。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行政许可事项和核定的培训能力以及国家、省、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经营管理规范，招收学员、开展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

　　具体培训学员应严格落实教学大纲的培训项目和培训学时要求，按照我市教练车单车年度培训学员量计算指引(详见附件)招收和培训学员，确保培训质量。

　　第十一条　培训机构设置招生站(点)应当统一规范，纳入正常管理，并将招生站(点)设置情况报所在地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

　　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十二条　培训机构的培训收费应当符合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培训收费标准应当报所在地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

　　培训机构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培训成本的价格进行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

　　培训机构的教练员及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收取培训费用，应由培训机构统一收取培训费用，并开具税务部门监制的票据。

　　第十三条　培训机构应当在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核定的教学场地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段、时间进行培训。

　　第十四条　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学员档案，如实填写学员培训记录，报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并通过行业管理信息平台提供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享信息。

　　学员档案应当包括学员登记情况、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和结业证书复印等内容，并自学员结业之日起至少保存四年。

第四章　学员权利与教练员管理

　　第十五条　学员应当到持有机动车驾驶培训许可证件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学员的年龄、身体等条　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　培训机构应当与学员签订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签订合同时，培训机构应当向学员解释合同条　款，培训合同应当采用市交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推荐使用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示范文本。

　　第十七条　学员有权在培训期间选择培训时间和教练员，对培训机构及教练员违法经营行为有权投诉和举报。

　　学员参加培训应当遵守培训机构的管理制度，爱护教练车、教学设施和设备。

　　第十八条　教练员应当依法取得教练员证后从事教练工作，并遵守下列执教规范：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二)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规范施教，并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和培训记录;

　　(三)不得为不属于受聘培训机构招收的人员提供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和协助科目考试;

　　(四)从事教学活动时，应当随身携带教练员证;

　　(五)不得转让、出租、出借或涂改、伪造教练员证;

　　(六)培训学员时，教练员应当随车教练，不得让学员单独驾驶;

　　(七)不得在未经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核定的教练场地从事教练，不得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段和时间外进行路面驾驶培训;

　　(八)不得酒后教练;

　　(九)不得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向学员谋取其他利益;

　　(十)不得使用非教练车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教练车从事培训活动;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执教规范。

　　第十九条　培训机构应当聘用取得教练员证的人员担任教练员，并将聘用教练员的名单报所在地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

　　培训机构应当与聘用的教练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第二十条　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教练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驾驶教学业务的教育，对教练员每年进行至少一周的脱岗培训，提高教练员的职业素质。

　　第二十一条　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教练员教学情况的检查，定期对教练员的教学水平和职业道德进行考核，督促教练员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十二条　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建立教练员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开教练员教练信息。

　　对有违法行为的教练员，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记入诚信考评。具体办法由市交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教练车与经营性教练场

　　第二十三条　培训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具有统一标识并悬挂教练车牌的教练车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活动。

　　第二十四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规定对教练车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二级维护每年不少于2次，保持教练车性能完好，符合教学和安全行车的要求，并按规定及时更新。

　　第二十五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规定对教练车进行报废更新、转班和新增，将教练车及其按照规定比例配备的教练员和训练场等材料报所在区、县级市机动驾培管理机构核准并备案，区、县级市驾培管理机构应及时将变更信息登入行业管理信息平台，市驾培管理机构做好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考试衔接工作。

　　第二十六条　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教练车档案。教练车档案包括车辆基本情况、维护和检测情况、技术等级记录、行驶里程记录等内容。

　　教练车档案应当保存至车辆报废后一年。

　　第二十七条　经营性教练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鼓励和引导经营性教练场实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

　　第二十八条　经营性教练场应当制定教练场管理制度，加强教练场的维护和管理，完善服务功能，满足培训需求，维护培训秩序，保障培训安全。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应当对经营性教练场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机动车教练场技术条　件状况的，应当责令其进行整改。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市和各区、县级市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信息化合作，相互提供与机动车驾驶培训有关的管理和考试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十一条　各区、县级市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区域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应用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管理平台，及时更新行政审批、车辆备案等行业管理基础信息，接受市级交通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和评价。

　　第三十二条　市和各区、县级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培训活动的监管，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培训机构、教练员以及教练车的培训质量、信誉、投诉及违法等信息。

　　第三十三条　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培训机构和教练员质量信誉考评制度，制定有关考评标准和办法，并向社会公布考评结果。

　　第三十四条　市和各区、县级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受理有关培训机构及其培训活动的投诉和举报，并及时处理、反馈。

　　第三十五条　市和各区、县级市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受理有关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和举报，并及时处理、反馈。

　　第三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反法定职权和程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妨碍培训机构正常工作秩序以及参与或变相参与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的，任何人发现均有权投诉和举报。

　　投诉和举报应当实行实名制。故意诬告或陷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开展机动车驾驶培训活动的，依法按照《道路运输条　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八条　培训机构从事特定许可项目之外的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第三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培训机构转让、出租、出借机动车驾驶培训许可证件的，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规定处罚。

　　接受转让、出租、出借许可证件的受让方，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条　培训机构不按规范设置招生站(点)，不按规定进行招生站(点)备案而从事相应招生和培训业务的，由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依据《广东省道路运输条　例》第五十九条　第十款规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并按规定在该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评中扣分：

　　(一)聘用无教练员证的人员担任教练员的;

　　(二)使用非教练车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教练车进行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的;

　　(三)未按规定统一教练车标识和设置服务设备的;

　　(四)在未经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核定的教练场地进行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的，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段和时间外进行路面驾驶培训的;

　　(五)未按规定对教练车进行维护和检测的;

　　(六)未按规定进行教练车转班、报废更新以及新增的;

　　(七)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机动车驾驶培训许可证件的;

　　(八)未在经营场所公示其经营类别、培训范围、教练员、教练车和教练场等情况的;

　　(九)对学员每天培训时间超过规定学时的;

　　(十)未按规定建立学员档案、教练车档案的;

　　(十一)未如实填写培训记录的;

　　(十二)未按规定报送培训记录备案的;

　　(十三)不配合检查，提供虚假培训信息的;

　　(十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第四十二条　教练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依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　规定，责令其改正，并记教练员诚信考核不合格，扣除相应分数;并按规定对该教练员所在培训机构的质量信誉考评中扣分：

　　(一)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教练员证或者使用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的教练员证的;

　　(二)私自收取培训费用的;

　　(三)未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教学的;

　　(四)未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的;

　　(五)从事教学活动时，未随身携带教练员证的;

　　(六)进行培训时，教练员未随车教练，让学员单独驾驶的;

　　(七)使用非教练车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教练车进行教练的;

　　(八)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段和时间外进行路面驾驶培训的;

　　(九)为不属于受聘培训机构招收的人员提供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和协助科目考试的;

　　(十)酒后教练的;

　　(十一)在教学过程中造成安全事故的;

　　(十二)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向学员谋取其他利益的;

　　(十三)不配合检查，不如实反映有关培训信息的;

　　(十四)其他违反教练员管理有关规定的。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四条　培训机构和教练员的违法行为涉及公安、安全监管、工商、税务、物价、劳动保障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权限的，依法移交相关部门予以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附件

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培训相关指标计算指引

　　一、实操教练员数量标准

　　培训机构备案登记的在册驾驶操作教练员(实操教练员)数量应满足大于或等于教练车总量的1．1倍的标准。

　　二、训练场平场面积和训练道路长度标准

　　培训机构训练场应满足该机构所有教练车参与培训的要求，如果训练场地达不到要求的，以实际容纳的教练车数量为制定培训机构培训学员数量的标准。

　　(一)训练场场地驾驶面积应满足20%以上的教练车同时训练，场地驾驶面积满足如下要求：

　　……(a)

　　—训练场场地驾驶面积( );

　　—各类教练车总数量(辆);

　　—教练车单车使用面积( )

　　(二)场内道路驾驶教练场道路长度，应满足30%以上的教练车同时训练，其长度满足如下要求：

　　L≥N×0．3×50 ……(b)

　　-训练场场地驾驶道路长度( );

　　-教练车总数量(辆)

　　50-教练车车辆安全间距为50 。

　　三、教练车单车年度最大培训学员数量指引

　　(一)单台教练车年最大培训学员数量

　　每天有效工作时间按8小时计算，根据《教学大纲》规定，一名学员完成C1车型驾驶培训，需要车辆实际操作学时41小时;教练车每月培训工作时间按25天统计算(除去车辆保养、检测、带考等时间)，每年按照300个培训日计算，由此得到：

　　单车年最大培训学员数量=300×8÷41=58 (人)

　　(二)单台教练车当期在训学员数量

　　1． 按照目前我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周期平均为6个月(以报名到领取结业证)，一年按2期计算，每车当期在训学员小于29人。

　　2． 培训机构应及时报备休学、退学学员，以便及时从年度单台教练车培训学员数量中减除。

　　四、全市机动车驾驶培训学员总量计算指引

　　(一)培训机构根据教练员、教练车、训练场地等条　件，按照上述标准，制定培训学员数量计划，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招收学员数量和在训学员数量。

　　(二)全市机动车驾驶培训学员数量计算

　　全市培训学员总量为培训机构培训学员数量的总和，并根据全市驾驶证考试人数统计适当修正，相关数据由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机构每年公布一次。

　　(三)实训率计算方法

　　驾驶培训实训率，反映培训机构教学实施的实际利用情况，通过实训率量化统计驾驶培训学员数量计划和培训计划完成情况。

　　全市驾驶培训实训率=(驾驶培训需求总量/培训机构培训学员总量标准)×100%

　　当实训率<70%，应引导行业减少新增投入;当实训率>70%，鼓励行业增加投入，增设培训机构等。


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

苗 勇


司法人员自己首先必须守法，应当是守法的模范。这个道理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熟知并非真知”，不少司法人员并未深刻、全面理解其内涵，他们的守法观念是十分片面 的。他们仅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角度来理解守法观念，认为在公务活动之外，应当遵纪守法。如果说与普通老百姓有区别的话，也只是要求更严更高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司法本身，就有一个守法问题，片面地认为，司法就是执法，这里只有严格执法与否的问题，而没有守法与否的问题。很显然，一个司法人员这样理解守法观念，是远为不够的。我们一再讲，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从本质意义上说，严格执法就是要求在办案中，严格遵守实体法、程序法，这就是个守法问题，而且就司法人员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守法内容。因此我们说，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更要紧的，还必须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诚哉是言也！
一些司法人员的片面守法观念，无不是与他们的法治意识不强分不开的。他们总以为，法是“对付”老百姓的，是治理社会的，而不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约束。例如，他们总以为，刑法是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是镇压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实，这种思想是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何谓法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①“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②“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③就部门法而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的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刑法不仅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④作者大量引用中外学者的观点，无外乎在于着重说明法治的根本在吏治。对照之下，我们有一些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与当代法治观念，差距何其远矣。
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为什么会不强呢？这里既有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专制思想的影响，又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忽视法制建设的结果，还与现在不少司法人员法律素养较差是分不开的。
首先，专制的法律思想并未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早在我国夏商时期形成的神权论就认为“法应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法律是对被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和镇压工具”，这种法律思想“一直顽固地盘距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影响和决定着古代法制的基本面貌。”例如，在《尚书·酒诰》中规定，为了防止人民聚集“闹事”，凡群聚饮酒者一律判处死刑。⑤刑法赤裸裸地表明着自己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又如，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法经》，把锋芒主要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谓盗，即危害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所谓“贼”，即危害封建统治和人身安全的行为。把《盗》、《贼》两篇放在诸篇之首，表明镇压盗贼，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⑥可见，在古代中国，无论从法律思想还是司法实践，都是把法看作是治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再加上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曲折磨难，专制的法律思想，就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散发着臭气，必然会影响着人们，当然也包括司法人员。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深刻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⑦当我们看到一些司法人员自以为是地拿着法律恐吓老百姓时，我们不就闻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用法驭民的臭味了吗？！
其次，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推行人治，现代法治意识根本无从产生。建国以后，由于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一再犯“左”倾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常发动群众搞运动，以致在反右斗争后形成了“以党代法”的局面。195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在会后由中共中共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给予纠正。这个报告公开、正式提出了以党代法的问题。⑧到了“文革”十年，法律被彻底践踏了。“革命派”停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踢开政府闹革命，建立了非法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合法的政权机关；砸烂公检法。由于没有法制的保障，公民权利遭到严重侵害。上至国家主席、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被批斗挨整，失去任何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被抄家、非法囚禁，甚至被毒打致死。据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包括受牵连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⑨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冤案。当刘少奇被红卫兵迫害时，这位泱泱大国堂堂的国家主席，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的神圣尊严的，召来的则是更多的吼叫、侮辱，最后竟被折磨而死。⑩至尊至严的宪法没有了，法治还能存在吗？张春桥赤裸裸地说过：“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⑾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带来惨重的损失；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愚昧的年代给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戕害。如果说，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就进行重点转移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的国力将强大得多；那么，我们在建国后就注重法制建设，公民的法治意识将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性的。但残酷的历史，使人感到痛心，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再次，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素质较差。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应当是自发的，而应该是自觉的。这种自觉的法律意识，不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也不是靠一般号召能取得的，而是要经过一番刻苦学习的。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具有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科学法理学、部门法学及科学政治学知识的司法人员，要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段的理论，但无产阶级本身不能自发产生这一科学理论，而要靠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样，法治意识，也不是社会主义司法人员能自发产生的，而是有一个系统受教育的培养过程。关于过一点，西方司法人才的培养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日本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是不能直接进入检察官行列的，欲成为一名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两万多人报考，而仅有五百余名被录取，录取率仅百分之二。而后再进入司法研修所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业：前四个月主要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同时在教官的指导下，各自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志愿择定自己研修的专业；待专业确定后，便到各级法院、检察厅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十六个月的司法实习。其中到法院实习八个月，到检察厅实习四个月，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四个月；余下四个月，则是回到司法研修所进行实习总结和参加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检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员法治意识是很强的。⑿再来看我国司法人员，法理学博士卓泽渊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低的问题特别突出。执法人员本应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大打折扣。仅是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担忧。许多执法人员仅仅是初中毕业生，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尽管从事了执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提高。现有执法人员的来源，多为工作调入、军官转业和社会招干。不仅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法律知识也严重缺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能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执法道德、执法公正和执法良心的培养......如此下去,法治将难以实理。”⒀卓泽渊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司法人员通过各种培训，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是远为不够的。缺乏先进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的结果，认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这种判断不仅有上述依据，而且政界也如此认为。2000年3月14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审议高检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认为：“检察机关正在形成尊权的办案理念。”这则报导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检察机关尊权的办案理念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二是这种观点得到了高检院机关报的首肯。
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健全的守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严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谈·内部版》以“权威人士”抨击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该文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很严重。极少数害群之马，贪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损害了政法队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据对30个高级法院1至8月统计，地方各级法院清退各种多收费827万元，清理赞助费5867万元；177个领导班子在清理整顿中被调整；检查纠正了一批存在问题的案子，各级法院共自查、复查出属于实体性错误的14993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各级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报告中说：教育整顿中，全国各级检察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37人，现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认真开展组织整顿和人员清理，已清理出受过刑事追究、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其他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1644人，已依照《检察官法》予以辞退、调离、免除职务以及作离岗培训处理的1153人；已复查各类刑事案件495467件，发现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或该立不立、不该立却立案的，错误逮捕的，该起诉不起诉、该抗诉未抗诉的以及程序严重违法等错案和处理不当的案件1454件，现已纠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执法违法现象，仅是在教育整顿中暴露出来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观存在着。
从司法实践中看，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较为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特权思想尚有市场。以为执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法压人，以势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风，横行霸道。本文举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时许，有人冒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之子给该局总机打电话，说何士宽儿子在莲花池酒醉，让车去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报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电话者。经查，将仍在打电话的市大庆路汽车修配厂临时工徐小军当场抓获。徐承认自己以前给何士宽办公室和家中打过一次欺骗性电话，愿接受公安机关处罚。何士宽在没有查实依据的情况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轮番毒打和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后编造出是受该市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市第七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申丰棋“指使”。何亲自传唤了申丰棋。申被办案人员非法关押刑讯17天，被毒打致伤，送医院治疗无效死亡。刑讯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遗言全部翻供。期间，何听过于列海等人多次汇报；申妻被传唤拘禁6天；申内弟郭庆军被传唤拘禁11天；申邻居、市七中学生韦龙山被传唤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伤。⒁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在这些司法人员身上，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
二、生造证据，硬套法律。中华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即制定成文法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法学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活动也就是根据“事实”的“找法”的过程。“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⒂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成了谬误。某些司法人员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硬要处理某个人，明知法律难以对行为人行为进行调整，还是牵强附会，千方百计去搜罗“罪证”，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紧箍圈去套当事人。法律变成了这些人手中的灵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堪以为戒——对武威’92 11.8 错案的调查》一文，披露了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办案酿成错案的事实。一些公安人员为了侦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抢、值班员唐某某被杀案，竟不进行过细侦查，主观想象、大动干戈，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迫使无辜者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一致”供认，使前二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缓。幸亏后来真凶在广西桂林落网而真相大白。该文深刻指出:“‘11.8’错案暴露出的问题很典型性，值得认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该办成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少点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点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嫌疑对象）负责的观念；少一点主观臆断，多一点刑侦科学知识；少一点执法犯法，多一点依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只顾面子，互相迁就，多一些认真负责，互相制约，错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本来不构成犯罪，而硬是寻找刑律来惩罚之，也不为鲜见。据《法制日报》1998年1月15日第3版《无罪遭羁押，损失当赔偿》一文报导，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马某“一脚踢”承包了莱芜市钢城区企业集团汽车运输公司配件站。马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利用加价开发票和销货后不开发票，共得人民币67323.61元。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两次共发给本站六名职工每人7000元，个人所得25326元。当地检察机关以贪污罪立案侦查，对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1月1日，钢城区检察院又以同一事实以侵占罪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承包合同纠纷，撤销原判决，宣告马某无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将马某释放。本案虽然显属经济纠纷，但一些司法人员也要想方设法非用刑法来“整垮”马某不可。说重一点，法律在此时，简直成了玩偶。
三、重实体轻程序。这是一个司法界一致公认而又始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了。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一再出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守法观念片面。总以为只要在实体权利上不侵害当事人，得到正确处理，程序上的规则能执行则执行，不能照办的，就抛到脑后，无所谓。如果说，随着实体法的完善，司法人员保障人权的观念有所加强，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刑诉法作了重大修改。他们没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制约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例如我们常可听到有的办案人员说：“刑诉法给了我们很多侦查手段，是我们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话实在差矣。制定刑诉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使其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使职权。因为如果没有刑诉法的约束，我们惩治犯罪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吗，不是更有效率吗。刑诉法学者指出：“从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出发，诉讼手段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制。这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为防止诉讼主体背离既定程序而专断独行、恣意妄为，还将既定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视为不可逾越的界限。”⒃因此，程序法不仅仅是为了实体法而存在的，它有其独立的价值。由于一些司法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办案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在新闻媒体中时常可见。关于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下的数字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998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属于超审限、管辖不当等程序性问题的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⒄程序性错案占了绝大部分，不能不令人对司法人员轻程序的现状堪忧。无怪乎有的学者批评到：“轻程序法是中国历史的积弊，是中国现实的通病，是中国法治的障碍和大敌。”⒅司法人员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深刻反省，真正认识到：“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国最高法院原首席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语）。
四、法外行为。对公民而言，“凡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许可的”；而对司法人员来说，“凡未经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司法人员、党政领导出于“善良”的愿望，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目的，大量做些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变相的刑罚。如公捕大会（高检院早在1983年就予以反对，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捕”问题的意见》），将一些犯罪嫌疑人集中起来（不管是否过了刑事拘留的羁押期限），在众目睽睽下执行逮捕。又如公判大会，召集成千上万人，党政领导不是审判人员，却在台上唱主角，而审判长在一旁念刑事判决书。还有公开处理大会，将受刑事、治安处罚的人亮丑。有的甚至仍然在做游街示众的行为。这些极不文明的做法（既不利于教育被处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众情感的亵渎：警戒他们、不信任他们），哪部法规定了呢？还不是“用法治民”的专制思想在作祟。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就说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⒆种种法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违法现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载入国家大法之中，被党和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否则，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要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作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上把好关，即要把好进人关，疏通出口关。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绝对做不了医生。但没有法律知识的人，却可以做司法工作。这实在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谁都知道，医生没有医术，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会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但人们却不知道，司法人员乃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缺乏法律知识这一“医术”，也很难治好社会之“病”，甚至会危害社会。所以培根说：“一次枉法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是水源。”我们应当象重视医生这个职业一样，重视司法人员的遴选。我们再也不能把司法机关作为安排一些干部的就业途径。如果仍象过去那样，无论有否法律专业知识，只要是国家干部，都可以进司法机关，那么，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就不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官法》和《法官法》及时作了修改，提高了任检察官和法官的条件，尤其是对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实施统一司法考试。今后应当做到：尽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如何之好，凡是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一律不准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同时，对一些确实不符合条件，不适宜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坚决地调离司法机关。只有这样完善用人机制，才能为确保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供客观保障，才能使司法人员具有健全的守法观念。
二是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对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论及司法工作，进行定期考试、考核。经考试、考核不称职的，应当下岗培训。经培训不合格的，一律辞退。以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司法人员增强法治意识。作者在1999年1月2日《法制日报》第6版上看到一报导《法律考试不合格者，罢官——新泰市依法免除6名审判员职务》，讲的是山东省新泰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9月，对295名“一府两院”被任命人员进行法律考试，有6名审判员考试不合格，随后即被市人大常委会免除职务。作者对此举措，深以为然。对考试考核问题，现已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自2000年起每五年逐级对检察干警进行一次任职资格考试考核，合格者方能继续从事检察工作。检察官晋升、助理检察员拟任检察员，应当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的进行考核，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决定是否予以晋职晋级。”今年，高检院部署在全体检察干警中进行素质考试，便是对该意见的具体实施。建立、完善并切实执行这一制度，检察官的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改进。
三是十分重视法律教育工作。如同上面所说，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守法观念，无不与其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关，而法律知识浩瀚无穷，并且不断更新。因此，对司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需不断加强。尤其是从中国司法队伍现状看，更应扎扎实实地抓好这一工作。而且，教育的重点，应当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到以素质教育为主上来。浙江省检察院最近开始实施“‘一五三’人才培养工程”，是一项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每位有志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应当抱有对社会、对法律、对事实、对他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愤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清除不健康、不科学的执法思想，端正守法观念，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的司法工作者。
当然，增强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扎实有效地采取各种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就一定能造就出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注：
①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②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③焦洪昌《法治与财产权》，载1999年5月27日《法制日报》第7版。
④拉德布鲁赫（德）：《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⑤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系列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丁凌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⑥参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⑧⑨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6-108页。
⑩见《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曾繁正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⑾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128页。
⑿江礼华主编：《日本检察制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⒀⒅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257页。
⒁聚斌著：《反贪公告——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页。
⒂⒆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页。
⒃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⒄该资料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5月12日《蛋糕怎么分——与景汉朝关于“程序公正”的对话》。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