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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中共建设部党组


中共建设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建设系统开展向王忠平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建党[2008]8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山东省、江苏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部机关各单位、直属各单位，部管社团：

　　王忠平同志生前是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在30多年的工作中，特别是担任县建设局局长10年来，他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湖北省兴山县的移民迁建和城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8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8岁。

　　王忠平同志是我国建设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的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建设系统勤政为民、情系群众的典型，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为弘扬王忠平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建设部党组决定，追授王忠平同志“全国建设系统行业标兵”称号，并在全国建设系统广泛开展学习王忠平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号召全体干部职工以王忠平同志为榜样，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全面推进建设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要学习王忠平同志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兴山县是三峡库区移民迁建的县城之一。王忠平任县建设局局长的10年，正是兴山县城镇移民迁建任务最繁重、矛盾最突出的时期。他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带领兴山县建设局一班人，从城镇规划到工程建设管理，从市政建设到创建文明县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生死置之度外，身患重病，坚持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即使在弥留之际，依然牵挂未尽的事业，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要学习王忠平同志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王忠平同志的一生是不断学习进取的一生，他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坚持工作之余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凭着他的智慧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成为建设行业行家里手，在兴山新县城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县城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卫生城镇、省级文明县城、湖北省“楚天杯”等荣誉称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新时期学习型干部的楷模。

　　要学习王忠平同志清正廉洁、严于自律的高尚品德。兴山县移民迁建涉及十多亿资金的投入，上百项工程的施工。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严于律己、严格管理，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树立了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形象。10年来，兴山县建设局往来资金达亿元，他用制度律己管人，没有发生问题；兴山县新城建起来，县建设局领导班子经受了勤政廉政的考验，先后有10人被组织部门委以重任。

　　当前，全国建设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建设部党组要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开展向王忠平同志学习活动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职工，以王忠平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把实践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业绩，为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努力奋斗。

　　附：王忠平同志先进事迹



中国共产党建设部党组
二〇〇八年二月三日



附件：



王忠平同志先进事迹



　　王忠平，男，汉族，1959年6月出生于湖北兴山，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兴山县林业局副股长、县委农工部副科长、副镇长、县工业局副局长、县经委副主任。1997年10月起，任兴山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现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1999、2000年被湖北省人事厅、建设厅授予全省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2002年9月，被兴山县委县政府授予新县城建设特等劳动模范。2007年8月10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8岁。2007年12月，被人事部、建设部联合追授为“全国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一、面对机遇和挑战，他以无愧历史的责任和锐意创新的胆识，勇挑重担，打造了三峡库区一张精美的名片

　　1994年12月14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胜利开工。兴山作为三峡库区20个迁建县之一，需要整体搬迁一座县城、3个集镇和62家工矿企业，淹没面积达9.4平方公里，涉及人口3万多人。王忠平勇挑重担、克难攻坚，把心血和汗水献给了新城迁建。

　　迁建规划中，他博采众长当高参。按照县委县政府“县城至少五十年不落后”的总体要求，王忠平跑武汉、上北京，赴外地考察，找专家问计，向同行取经，潜心思考，博采众长，为县城规划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在建设理念上，积极主张把自然风光与建筑风格、昭君文化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建设别具特色的山水园林城、旅游文化城、生态环境城；在城市景观上，倡导天上无明线、地面无裸土、环境无污染、灯光无死角；在功能分区上，力主打破各自为阵、前店后院的传统布局，办公住宅严格功能分区；在环境绿化上，组织制定了山水相依、花木辉映、乔冠草结合、点线面一体的规划方案；在外墙装饰上，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用先进的外墙漆替代瓷砖；在县城亮化上，突出水电特色，一路一灯型，一街一特色。王忠平凭借他的智慧和胆识，在县城总体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修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程建设中，他源头治理抓监管。面对县城搬迁的浩繁工程，王忠平始终坚持“治理一个源头、抓好一个龙头、建好一个市场”的工作思路，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对建筑设计、施工、地勘、监理等市场面向全国放开，形成公平竞争机制；对投资在50万元以上或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工程，严格按要求全部实行招投标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对所有施工企业严把市场准入关，及时清理淘汰无资质能力、履约不好信誉差的企业，保障工程质量。在新县城建设中，共招投标267个建筑工程，建筑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取得了创省优工程6项、市优工程27项、县优工程58项、市级安全文明施工现场11个，工程优良率35%和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为零的骄人业绩。

　　县城管理中，他市场运作闯新路。在县城管理上，王忠平大胆探索走出了市政工程市场化的新路。为了破解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这一难题，他经过多次赴外地学习考察论证，创造性地开展以托管方式引进民营企业实行市场化营运。2005年7月，建设部在兴山召开了三峡库区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运行管理现场会，推介了这一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他又将园林绿化、街道保洁、垃圾清运、公厕维护等实行招标托管，将全城道路、排水、防洪、亮化等市政工程承包给一家专业公司进行常规维护和管理。市场化营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污水和垃圾处理合格率达100%，设施完好率达95%以上，污水处理费用较前每吨节约0.4元，垃圾处理费由设计的每吨27元降至19元，园林绿化管护费和市政公用设施维护费每年减少260万元，运营单位作业人员减少90人，大大降低了市政设施管护成本，减轻了市民负担和财政压力，提升了管理效能和水平。

　　如今，新县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0平方米以上，全城绿地率达3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1平方米，街道路灯亮化率达95%，公共建筑亮化率达75%。县城先后被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卫生城镇”、“省级文明县城”等荣誉称号，并夺得湖北省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杯”。

　　二、面对权力与利益，他以淡泊名利的品行和心系移民的情怀，爱憎分明，树起了建设领域一面鲜明的旗帜

　　建设局长向来被视为“肥差”，兴山十多亿资金的投入，上百项工程的施工，对王忠平和建设行业的管理者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为此王忠平一日三省：“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一定要坚守底线，一定要时时刻刻如履薄冰”。

　　约法三章，用制度律己管人。首先是严肃本系统工作纪律。王忠平主持制定了“三不”制度，即包括局长在内，任何人不得擅自插手工程项目建设，不得和工程承包商拉拉扯扯、从事各种中介活动谋取私利，不得在执法管理过程中吃拿卡要徇私情，如有违者一律重处，绝不姑息。其次是规范招投标行为。王忠平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建议，成立了县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县监察局、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办公，实行“一门”制管理、一条龙服务，把管市场与管现场有机结合起来，环环相扣，严格把关。针对建设领域存在的各种漏洞，他探索建立了专家评委库制度、电子评标制度、中标履约手册考核制度，保证了招投标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正是因为严格的制度管理，王忠平和他带领的建设局一班人越过了一个个“雷区”。

　　刚正不阿，用铁面恪守清廉。常在河边走，如何不湿鞋，王忠平自有他一套抵制贿赂的办法。一次在安徽考察污水处理项目，一家想参加投标的老板送来2万元红包，王忠平怎么也推辞不掉，随即交给同行的人员，第二天早晨在宾馆大厅当着众人的面给退了回去，并表示欢迎这家企业去参与工程招投标。一家县直单位派工作人员送来5000元现金请他关照一下，客人走后，他把钱交给财务人员：“这笔钱就作为质量保证金收下吧，明天开张发票送过去”，弄得送红包的人既尴尬又脸红。找他本人不行，有人便采取“迂回战术”打起了他亲戚的主意。一次，他妹夫帮人说情，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的亲哥哥下岗没事做，想包点工程也被他严辞拒绝。领导严于律已，职工哪敢越“雷池”半步。10年来，建设局财务帐上经过资金达1亿多元，从未出现差错。

　　为民解忧，用真情温暖他人。王忠平十分关心移民的生活，为了解决新县城占地移民就业难问题，他坚持在县城街道保洁、绿化养护等岗位上优先招聘移民，环卫所现有49名工人全部是占地移民，针对环卫工人工作辛苦工资偏低的问题，他多方争取，将工人们的工资上调到490元，并全部办理了养老、医疗、工伤保险；他十分关心村镇建设，建设局先后筹资、派技术员，帮助龙珠社区将泥巴路硬化成水泥路，解决了百名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帮助贫困村竹园河修沼气、修公路、修水窖、修村级办公活动场所，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他十分关心青年职工的成长，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建设系统先后有10人脱颖而出被组织部门委以重任，3名职工通过国家注册执业资格考试，1名年轻干部考取北京大学硕士。

　　三、面对病魔与死神，他以刚毅坚韧的特质和升华人生的坦然，鞠躬尽瘁，奏响了香溪河畔一曲憾人的乐章

　　王忠平是个病人、是个残疾人，但他身残志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未向领导和同事说过自己的病情，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从未因病影响过工作。

　　与命运抗争。王忠平20岁就患上了肺结核，后又染上重症肝炎，1996年春左腿又因公负伤致残，为了能行走平衡，他不得不在鞋里塞上三公分的垫子，骨头里那块10公分长的钢板陪伴他走完了最后的岁月。1996年9月，由于长时间服用抗结核药物的副作用，他患上乙肝再次入院做了一次大手术，专家嘱托：重症肝炎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死亡率高达95%，尤其需要休息和保养。为了肩负的责任，他虽然重病缠身，却没有丝毫懈怠，每次在门诊草草治疗了事。1997年走马上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正值县城搬迁全面启动，为了加快新县城搬迁的进度，确保三峡工程按期蓄水，按照县委政府的指令，王忠平带领全局同志进驻16公里外的新县城建设工地，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公文包里、衣服口袋里除了文件资料就是治肺、治肝、治痔疮的药片。十年来，几乎是每隔一两年就要咳一次血，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

　　与病魔搏斗。2006年12月，他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死神又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2007年2月1日，正值高阳集镇迁建规划调整的关键时刻，王忠平再次出现咳血症状，有关领导多次要求他去检查，他咬咬牙说：“还挺得住，等忙过这阵子再去也不迟”，并在当天下午带领班子成员前往高阳镇，一路咳血不止，20分钟的路程走了1个小时。2月5日，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王忠平开始大口吐血，几位同行强行把他送到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连续4天治疗，病情并未好转，医生迅速介入手术治疗，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血。第二天，他又要求出院，鉴于他的病情医生不允许出院，他再三央求，医生勉强同意办理了出院手续。7月14日，在赶往省厅汇报工作的途中，他病情加剧、咳血不止，返回宜昌后进入医院检查，医生再次要求入院，他还是回到了兴山，白天工作，晚上输液。由于肝功能继续衰退，7月22日王忠平不得不住进了宜昌市中心医院，他不顾“绝对卧床静养”的医嘱，仍冒着酷暑在市直各部门之间奔波。

　　与死神赛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天里，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没有力气走出病房，就用手机指挥工作。医生看到他这样不顾一切玩命地工作，就没收了他的手机，医生一走开，他又恳求妻子：“局长还在身上，责任就在肩上，还有几件事情没安排好，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妻子含着泪水把手机递给了他。9日中午，已经陷入弥留之际的王忠平，面对闻讯赶来看望他的县领导，断断续续地说：“感谢领导对我们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但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高阳集镇还没建好，古夫老集镇改造尚未动工，邓家坝小区建设刚刚起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除了事业还是事业。

　　2007年8月10日上午10时30分，王忠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三峡库区的优秀建设者，一位库区人民的好公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带着他对城建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走完了48年的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