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暂停区域性保险代理机构和部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市场准入许可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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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停区域性保险代理机构和部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市场准入许可工作的通知
关于暂停区域性保险代理机构和部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市场准入许可工作的通知
保监中介〔2012〕324号
各保监局：
为贯彻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规范保险代理市场的准入和退出，确保保险代理市场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我会经研究决定，暂停区域性保险代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许可；暂停金融机构、邮政以外的所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资格核准。各保监局要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中介集团和全国性保险代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
下一步，我会将修改有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推动保险代理市场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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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与认识
◇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 浩
探究先行调解性质的必要性
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中，立法机关对法院调解制度做了多处修订，其中引人瞩目的一处是增设了先行调解的规定。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先行调解的创设在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增添了一种新类型的调解，体现了立法与司法中“调解优先”的理念，也贯彻了把调解贯穿于诉讼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先行调解后，第一审程序中的调解就已经覆盖了程序的各个阶段：在“起诉与受理”阶段中，有立案前的先行调解；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有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包括立案调解和其他审前调解在内的开庭前的调解；在“开庭审理”阶段，有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然而，立法新增的先行调解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调解？它是立案前的调解，即通常所说的诉前调解还是受理后的调解，即进入诉讼后的调解或者说诉讼中的调解？不同答案将影响甚至决定对以下问题的处置：１.诉讼费的交纳。如果是诉前调解，原告无需缴纳案件的受理费；如果是诉讼中的调解，则需预交案件受理费，调解成功则减半交费。２.调解的主体。如果是诉前调解，法院可主要采用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进行调解；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虽不排除某些情况下委托调解，但多数情况下要由法院自己进行调解。３.对调解协议效力的处理。如果是诉前调解，就需要适用此次修法新设立的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进行司法确认；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法院就可以直接把调解协议制作成调解书。４.调解失败时程序的发展问题。如果是诉前调解，需要考虑采用适当的方式将纠纷的处理与诉讼相衔接，而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这一问题根本就不会发生。５.调解中特殊情况的处理问题：被告一方面同意参与调解，另一方面又向另一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本案的争议提起了诉讼，如果是诉前调解，由于此时并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障碍，另一法院完全有权受理被告提起的诉讼，而一旦另一法院受理了该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先行调解的法院就要把案件移送到另一法院审理；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诉讼系属所产生的效力将阻止另一法院再受理此案件。
对先行调解的性质，法律规定本身或法律的起草者就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说明，都没有明确、清晰的答案，上述问题也有待厘清。
先行调解是立案前的调解
单就先行调解四个字而言，根据参照物的不同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做三种解读：第一种是先于诉讼的调解，即在原告起诉后法院于立案前进行的调解；第二种是先于庭审的调解，即立案后庭审前进行的调解，包括立案后由立案庭的法官实施的调解和案件由立案庭交付审判庭后由审判庭的法官在开庭前的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进行的调解；第三种是先于判决的调解，即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在上述三种先行调解中，笔者倾向认为它是受理前或者说立案前的调解，原因有三：第一，先行调解规定在新民事诉讼法的第122条中，第122条是在“起诉与受理”一节中，该节总共6个条文，前3条是关于起诉条件和起诉状的规定（第119条—121条），后3条是关于法院如何处理起诉的规定（第122条—124条），第122条的位置是在第123条（关于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受理依法提起诉讼）、第124条（关于不予受理情形及其处置的规定）之前，因此从逻辑上看，应当解释为受理前的调解。如果先行调解是指立案后由法院进行的调解，规制先行调解的条文理应置于第123条关于受理的规定之后。第二，新法在“审理前的准备”这一节中，新增了第133条关于案件分流的规定，第133条是这一节的最后一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分流的第二种情形便是开庭前的调解，即立案后开庭审理前的调解。第三，这也有助于疏减诉讼。如果能够通过立案前的先行调解，把一部分纠纷分流到诉讼之外，才能减轻案件持续增加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上解释要想成立，还需要辨析先行调解与“立案调解”的关系，表明先行调解是与“立案调解”不同的制度。“立案调解”是我国法院在对立案庭的功能进行拓展时创立的一种调解方式，是指立案庭在受理原告的诉讼后，对一部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的适合调解的案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再征求被告意见，若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就由立案庭的法官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案件移交给审判庭之前由法院进行的调解。“立案调解”是立、审分离后出现的新事物，是立案庭进行的改革。根据1997年5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阶段不存在调解的空间。后来，一些法院在工作中创设了“立案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对“立案调解”这一新生事物也持支持和鼓励的立场，在2004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规定了“立案调解”。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与调解有关的司法文件也清楚地表明，“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法院在立案阶段进行的调解，而非立案前就进行的调解。
进一步说，如果把先行调解理解为立案后的调解，立法机关就完全没有必要特地增设这一规定，因为立案之后，诉讼便系属于法院，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已经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原则，要求法院对所受理的民事案件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才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提出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这些已经足以使法院能够在受理案件后，对适合调解的纠纷在案件一进门就尝试调解，而不必再规定先行调解。
先行调解是自愿调解
仅仅强调先行调解是诉前调解还不足以全面解释这一新制度的性质，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还需要从自愿调解的视角进一步说明。对诉前调解制度的设计，既可以把它设计为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也可以设计为自愿性的诉前调解。如日本《民事调停法》规定的诉前调解是非强制性调解，而规定在《家事审判法》中的调停则为强制性调解，调解系起诉的前置程序。台湾地区的民事调解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一审程序中，调解程序是与通常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并列的程序，其调解程序分为强制适用与任意适用两种情况。
此次修法中对先行调解的规定，似经历了从强制适用到自愿适用的转变。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第一次审议稿就对先行调解作出了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第25条）。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先行调解可以强制适用，但由于法律本身并未规定哪些纠纷属于适合调解的纠纷，而这一辨识和判断权必然会交给法院和法官，于是便引起了对法官误用、滥用判断权强制当事人调解的担心。在全国律师协会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修改建议中，要求删除这一可能导致强制调解并致使立案更加困难的规定。或许是考虑到律师界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2012年四月份提交审议的《草案》的第二次审议稿在先行调解的规定中增加了“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一但书性质的规定保留在最终通过的文本中。
因此，诉前的先行调解，依然是受到自愿原则支配的调解：尽管对什么样的纠纷适合调解的判断权在法院，但法院在决定适用调解要以当事人不反对、不拒绝为前提。对于当事人来说，虽然调解的适用不取决于他们的主动申请，也不需要取得他们的书面同意，但他们若不希望、不同意调解则有权向法院以提出异议，异议可以口头方式提出，也可以表现为虽然未及时提出异议，但在法院确定的调解日当事人一方不到场参与调解。
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先行调解的努力就告失败，法院在此情况下就应当根据第123条的规定，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纠纷，在7日内立案，以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起诉权。对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的认识，必须和第123条关于法院应依法受理诉讼的规定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甘肃省酒泉市人大常委会
定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暂行规定
(2005年3月1日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第四条 下列重大事项须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人大常委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
(二)推进依法治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决策和部署；
(三)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建设等事业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部署，涉及人口、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重大措施； 、
(四)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市级财政决算的批准；
(五)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及重大变更；
(六)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七)撤销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八)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意见而提请讨论决定的事项；
(九)市人大常委会就重大问题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当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
(十)市人民代表大会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的重大事项；
(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十二)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下列重大事项，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必要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提出审议意见或建议，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法规和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三)市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收支年度审计报告及预算外资金的收支管理情况；
(四)全市土地年度使用计划和执行情况；
(五)市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污染治理资金、医疗、失业、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教育基金等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情况；
(六)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七)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八)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控制和实施情况；
(九)本市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变更情况；
(十)全市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情况；
(十一)危及社会稳定和给国家、集体、公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特大事件及重大灾害处理情况；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本条前五款规定的重大事项，每年至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一次，其他各款规定的重大事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报告。
第六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关国家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逮捕、刑事审判或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报经市人大常委会许可。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七条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报告依照下列程序提出：
(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直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或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市人民政府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或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八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关于该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与该重大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
(三)该重大事项有关的决策方案及其可行性说明；
(四)该重大事项的有关统计数据、调查分析等资料。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议案或报告，分别由主任、市长、院长、检察长签署；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重大事项议案，由联名人共同签署。
第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重大事项时，议案或报告提出机关的负责人或联名人必须到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有关问题提出询问。议案或报告提出机关的负责人或联名人应对询问作出答复。
第十一条 依据本规定第五条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常委会会议经审议而不作出决议、决定的，应当在常委会闭会后十日内将审议意见反馈给报告机关。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于重大事项应及时如实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认真执行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的决议、决定，并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时间内向常委会报告执行情况，逾期不报告的，常委会应要求执行机关限期作出报告。有关国家机关拒不执行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议、决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依法提出质询，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撤销由常委会任命的有关责任人员的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负责督促相关重大事项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 浩
探究先行调解性质的必要性
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中，立法机关对法院调解制度做了多处修订，其中引人瞩目的一处是增设了先行调解的规定。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先行调解的创设在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增添了一种新类型的调解，体现了立法与司法中“调解优先”的理念，也贯彻了把调解贯穿于诉讼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先行调解后，第一审程序中的调解就已经覆盖了程序的各个阶段：在“起诉与受理”阶段中，有立案前的先行调解；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有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包括立案调解和其他审前调解在内的开庭前的调解；在“开庭审理”阶段，有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然而，立法新增的先行调解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调解？它是立案前的调解，即通常所说的诉前调解还是受理后的调解，即进入诉讼后的调解或者说诉讼中的调解？不同答案将影响甚至决定对以下问题的处置：１.诉讼费的交纳。如果是诉前调解，原告无需缴纳案件的受理费；如果是诉讼中的调解，则需预交案件受理费，调解成功则减半交费。２.调解的主体。如果是诉前调解，法院可主要采用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进行调解；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虽不排除某些情况下委托调解，但多数情况下要由法院自己进行调解。３.对调解协议效力的处理。如果是诉前调解，就需要适用此次修法新设立的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进行司法确认；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法院就可以直接把调解协议制作成调解书。４.调解失败时程序的发展问题。如果是诉前调解，需要考虑采用适当的方式将纠纷的处理与诉讼相衔接，而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这一问题根本就不会发生。５.调解中特殊情况的处理问题：被告一方面同意参与调解，另一方面又向另一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本案的争议提起了诉讼，如果是诉前调解，由于此时并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障碍，另一法院完全有权受理被告提起的诉讼，而一旦另一法院受理了该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先行调解的法院就要把案件移送到另一法院审理；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诉讼系属所产生的效力将阻止另一法院再受理此案件。
对先行调解的性质，法律规定本身或法律的起草者就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说明，都没有明确、清晰的答案，上述问题也有待厘清。
先行调解是立案前的调解
单就先行调解四个字而言，根据参照物的不同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做三种解读：第一种是先于诉讼的调解，即在原告起诉后法院于立案前进行的调解；第二种是先于庭审的调解，即立案后庭审前进行的调解，包括立案后由立案庭的法官实施的调解和案件由立案庭交付审判庭后由审判庭的法官在开庭前的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进行的调解；第三种是先于判决的调解，即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在上述三种先行调解中，笔者倾向认为它是受理前或者说立案前的调解，原因有三：第一，先行调解规定在新民事诉讼法的第122条中，第122条是在“起诉与受理”一节中，该节总共6个条文，前3条是关于起诉条件和起诉状的规定（第119条—121条），后3条是关于法院如何处理起诉的规定（第122条—124条），第122条的位置是在第123条（关于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受理依法提起诉讼）、第124条（关于不予受理情形及其处置的规定）之前，因此从逻辑上看，应当解释为受理前的调解。如果先行调解是指立案后由法院进行的调解，规制先行调解的条文理应置于第123条关于受理的规定之后。第二，新法在“审理前的准备”这一节中，新增了第133条关于案件分流的规定，第133条是这一节的最后一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分流的第二种情形便是开庭前的调解，即立案后开庭审理前的调解。第三，这也有助于疏减诉讼。如果能够通过立案前的先行调解，把一部分纠纷分流到诉讼之外，才能减轻案件持续增加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上解释要想成立，还需要辨析先行调解与“立案调解”的关系，表明先行调解是与“立案调解”不同的制度。“立案调解”是我国法院在对立案庭的功能进行拓展时创立的一种调解方式，是指立案庭在受理原告的诉讼后，对一部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的适合调解的案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再征求被告意见，若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就由立案庭的法官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案件移交给审判庭之前由法院进行的调解。“立案调解”是立、审分离后出现的新事物，是立案庭进行的改革。根据1997年5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阶段不存在调解的空间。后来，一些法院在工作中创设了“立案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对“立案调解”这一新生事物也持支持和鼓励的立场，在2004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规定了“立案调解”。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与调解有关的司法文件也清楚地表明，“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法院在立案阶段进行的调解，而非立案前就进行的调解。
进一步说，如果把先行调解理解为立案后的调解，立法机关就完全没有必要特地增设这一规定，因为立案之后，诉讼便系属于法院，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已经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原则，要求法院对所受理的民事案件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才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提出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这些已经足以使法院能够在受理案件后，对适合调解的纠纷在案件一进门就尝试调解，而不必再规定先行调解。
先行调解是自愿调解
仅仅强调先行调解是诉前调解还不足以全面解释这一新制度的性质，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还需要从自愿调解的视角进一步说明。对诉前调解制度的设计，既可以把它设计为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也可以设计为自愿性的诉前调解。如日本《民事调停法》规定的诉前调解是非强制性调解，而规定在《家事审判法》中的调停则为强制性调解，调解系起诉的前置程序。台湾地区的民事调解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一审程序中，调解程序是与通常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并列的程序，其调解程序分为强制适用与任意适用两种情况。
此次修法中对先行调解的规定，似经历了从强制适用到自愿适用的转变。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第一次审议稿就对先行调解作出了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第25条）。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先行调解可以强制适用，但由于法律本身并未规定哪些纠纷属于适合调解的纠纷，而这一辨识和判断权必然会交给法院和法官，于是便引起了对法官误用、滥用判断权强制当事人调解的担心。在全国律师协会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修改建议中，要求删除这一可能导致强制调解并致使立案更加困难的规定。或许是考虑到律师界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2012年四月份提交审议的《草案》的第二次审议稿在先行调解的规定中增加了“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一但书性质的规定保留在最终通过的文本中。
因此，诉前的先行调解，依然是受到自愿原则支配的调解：尽管对什么样的纠纷适合调解的判断权在法院，但法院在决定适用调解要以当事人不反对、不拒绝为前提。对于当事人来说，虽然调解的适用不取决于他们的主动申请，也不需要取得他们的书面同意，但他们若不希望、不同意调解则有权向法院以提出异议，异议可以口头方式提出，也可以表现为虽然未及时提出异议，但在法院确定的调解日当事人一方不到场参与调解。
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先行调解的努力就告失败，法院在此情况下就应当根据第123条的规定，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纠纷，在7日内立案，以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起诉权。对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的认识，必须和第123条关于法院应依法受理诉讼的规定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定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暂行规定
定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暂行规定
(2005年3月1日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第四条 下列重大事项须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人大常委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
(二)推进依法治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决策和部署；
(三)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建设等事业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部署，涉及人口、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重大措施； 、
(四)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市级财政决算的批准；
(五)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及重大变更；
(六)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七)撤销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八)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意见而提请讨论决定的事项；
(九)市人大常委会就重大问题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当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
(十)市人民代表大会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的重大事项；
(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十二)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下列重大事项，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必要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提出审议意见或建议，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法规和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三)市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收支年度审计报告及预算外资金的收支管理情况；
(四)全市土地年度使用计划和执行情况；
(五)市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污染治理资金、医疗、失业、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教育基金等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情况；
(六)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七)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八)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控制和实施情况；
(九)本市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变更情况；
(十)全市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情况；
(十一)危及社会稳定和给国家、集体、公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特大事件及重大灾害处理情况；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本条前五款规定的重大事项，每年至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一次，其他各款规定的重大事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报告。
第六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关国家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逮捕、刑事审判或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报经市人大常委会许可。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七条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报告依照下列程序提出：
(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直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或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市人民政府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或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八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关于该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与该重大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
(三)该重大事项有关的决策方案及其可行性说明；
(四)该重大事项的有关统计数据、调查分析等资料。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议案或报告，分别由主任、市长、院长、检察长签署；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重大事项议案，由联名人共同签署。
第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重大事项时，议案或报告提出机关的负责人或联名人必须到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有关问题提出询问。议案或报告提出机关的负责人或联名人应对询问作出答复。
第十一条 依据本规定第五条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常委会会议经审议而不作出决议、决定的，应当在常委会闭会后十日内将审议意见反馈给报告机关。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于重大事项应及时如实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认真执行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的决议、决定，并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时间内向常委会报告执行情况，逾期不报告的，常委会应要求执行机关限期作出报告。有关国家机关拒不执行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议、决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依法提出质询，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撤销由常委会任命的有关责任人员的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负责督促相关重大事项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